这事情确实有点古怪，但总统既然定了调子，大本营联席会议又以军人为主的格局自然就造成了事实上的状况。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决定有些不符合流程，因为，租界虽然涉及日本，但就情势而论，属于内政事务，浙江省政府也是紧急电文直接拍往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按照军事和行政互不干预的权利分配，原本不该在大本营联席会议上讨论，更不该在这个上面定了调子——虽然有不少内阁成员出席会议，但不见得就是手续完备的政府决策流程，起码，总理办公会议还没召开。
但是，换个角度来理解却又是异常合情合理的。中日虽未宣战，但却是不折不扣的战争状态，按照国家安全法和紧急秩序法令，在处于战争或紧急事态下，大本营联席会议握有决策全权，日租界的事情，虽然看上去远离战区，但却是对日关系不可分割的关键一部分，是对日一盘棋的有机组成，以联席会议的形式讨论，不仅应该，而且必要，在实质上是无可指摘的。
而且，文官以唐绍仪为首，对这种对日强硬的政策也是持首肯态度的。唐绍仪目前的地位已经受到了众人的公认和拥护，在山东之战后，政府威信大涨，张謇趁势提出辞职，秦时竹考虑再三，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同意了这个请求。议会先是选举了唐绍仪继任国务总理，随后又选举张謇出任副总统，完成了权力交替。唐绍仪本来就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清末又是统辖一方的大员，行政能力超过张謇不少，以前还因为袁世凯缚手缚脚不能施展，秦时竹既给予他充分的信心和支持，他工作起来便得心应手，上上下下的条理极为顺畅，原本有外国观察家认为张謇辞职将会带来中枢的巨大混乱，结果只不过热闹了2天，第三天开始就恢复了平静，足见唐绍仪的手段。
和张謇主温和主义不同，唐绍仪在骨子里是强硬派，清末出使美国就是为了构建中美德三角同盟应对英日同盟，因此在对日政策的立场持较为强硬的态度，虽然不如秦时竹坚决，但比起一动就害怕的张謇而言，那是大踏步地向前了，针对拱宸桥事件，他提出了“唐四条”
第一，日本租界当局承认错误，公开道歉，并负责赔偿受害者的一切损失；
第二，日本方面交出草菅人命的警探交由中方审判，为示公平，日本可以派员出席法院；
第三，日本方面应严格承诺取缔辖区内黑帮、流氓势力，打击一切犯罪分子；
第四，日本应保证租界不会成为危害中国的非法之地。
对着四条，全体一致拥护，认为有理有力有节，既表达了我们严正的态度，又没有动用武力解决问题的迹象，说明了中国政府的诚意。
“少川兄方才提了4条，我以为极好，但是有一点提请各位注意，鬼子是死不悔改而且抵赖成性的，对着四条，我认为一条被接受的可能性也没有——当然，这不是说各位在做无用功，只是提醒我们要另做打算，多一种准备，以防万一。”
“我明白复生的意思。”无论如何，唐绍仪当年在奉天是秦时竹的顶头上司，现在虽然地位有差异，但两人间的交情并未改变太多，秦时竹也没有因为唐绍仪过去的地位而在任命其担任总理上有什么特殊的情绪，唐绍仪也不会因为过去管着秦时竹而现在反过来而产生任何不平衡的想法——事实上，在真实的历史上，卸任总理多年以后，唐绍仪在广东当地一个县城当了知县，亦没有任何的失落感，这是一个行政动物，做官是为了施展抱负，总理也好，顾问也好，在唐绍仪心目中都是大展身手的舞台。
（时竹的题外话，抗战初期，唐绍仪因为被怀疑与日本人有所勾连而被暗杀，当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一点，但时竹以为，以唐的个性，很有彼此达成‘谅解’的可能，这固然是唐的不是，但反过来又是唐绍仪一脉相承的必然政治，而且，时竹认为，假设真有唐绍仪与日本勾连的后果发生，注定是不会持久的，以唐的个性忍受不了汪精卫的屈辱，因此，除了被日本人鸩杀以外，唐绍仪在这条“可能”的出路上找不到出口！）
唐绍仪可是比张謇的经验丰富许多，他当即明了秦时竹的言下之意，否则，今天也不会在大本营联席会议上提出这个棘手的问题，但有些话，让秦时竹说是不恰当的，还得由他唐绍仪出面来挑担子。他道：“兄弟以为要备有交涉的一手，还要备有强制解决的一手，30年前，兄弟那会还在朝鲜，就与鬼子打过交道，深知彼等是如何狡诈残暴的习性，刚才的4条那去交涉，九成九是行不通的，哪怕当时答应了过后也会反悔，没有强硬的后盾，特别是没有强大的武力支持，日本人是不会低头的。所以强制解决必不可少，至于如何强制法，当中又有不小学问。放在杭州这个地方，兄弟以为，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当地对中央的命令是否如实遵照执行。自咸同年间发捻相继起事后，中央对地方控制每况愈下，尤其又以庚子年间东南互保最为恶劣，复生统一全国后，中央政府对于南方的行政事务究竟能有多大的掌控，究竟有多少权威，还是一个疑问。这件事情便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
“试金石”三字出口后，会议众人便心照不宣的笑了，唐总理的狡猾与权谋，着实不在大总统之下啊！
“我看可以这样……”唐绍仪缓缓说出了方案，“通过秘密渠道给浙江省政府和浙江护军使卢永祥去电，让他们准备武力解决——先交涉，不成后由民众‘自发’示威抗议，一旦中间有变，江浙部队以身当之，中央给他们撑腰！”
真是妙极了，秦时竹心里暗暗赞叹，唐绍仪果然把他要讲的事情全部都说了出来，非但滴水不漏，而且还引经据典，讲出了道理，果然是好把式！他连忙道，“总理的意见时竹颇为赞赏，先软后硬，先礼后兵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到了现在这个光景，不仅武派要打，就连文派也说万一不行考虑武力解决，全体人员的思想便被高度统一了。秦时竹以大总统令形式拍发的手札和唐绍仪的唐四点同时抵达事件发生区，就看前面如何拿着尚方宝剑操办了。
解决了拱宸桥问题，接下来的关东州问题便更加棘手。不但武派自己内部有意见分歧，便是文派和武派之间亦存在着鲜明的意见差异。
唐绍仪便认为，不管军事上如何有利，起码从政治上看，收回关东州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虽然英国、俄国等各国因为欧战的缘故不会对于中国的相关行为有任何谴责，反而会极力加以淡化，但关东州南部的要害就不同了，不仅是日本在远东大陆上除了朝鲜以外鲜明的、公认的扩张桥头堡，而且是日俄战争中日本付出巨大代价才夺取的半殖民地。这种走势和象征性意义，决定了任何一个日本政府都承受不起失去关东州的负担，这不仅是失掉了满洲，连整个扩张走势都被冻结乃至总结了，因此，鬼子必定会下大力气死磕。
这个地方对日本如此重要，对中国而言，意义固然也十分重要，但还没有到非争夺不可的境地。从战略态势上说，拿会旅大有利于巩固京畿地区和环渤海湾地区的安全，但考虑到中国的海军实力逊色并且将长期逊色于日本，这种拱卫效果并不明显。从军事态势上来说，国防军固然士气高涨，但部队攻坚能力不足，存在着很多的变数，绝非轻而易举就可以拿下旅大的。最关键的一点，夺了旅大，日军失去了最关键的枢纽点，一旦铤而走险，全面动员，必然是一场不死不休的双输结果。
军事要服从政治、地方要服从中央、局部要服从整体、眼前要服务将来是秦时竹一贯的要求，在大本营联席会上，他也是这么交代的，“关东州要不要打？要打，要不要狠狠打？当然！非此不足以震慑日军，不助于迫使鬼子承认我们已经在战场上获得的东西……但是，事情有轻重缓急，关东州的地位不是一天形成的，我认为也不可能一天就解决所有问题，我们的要害在于，既让鬼子知道我们的厉害而不敢怒弄我们，又不至于让他们铤而走险，干出我们所不愿意看的事情来。以打促谈，以谈促打，归根到底一个字，我们的利益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最大化！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时竹给各位一个承诺，关东州过10年就不再是一个问题！
哗，全场一致鼓掌通过，有关于对日交涉最重要的两个层面，便这样被确定下来……(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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