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国内战战场上，鄂木斯克政权的日子也很难过。
虽然中国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军火和物资，协约国方面也不断提供各种援助，但不可否认的是，布尔什维克政权已经越打越强，越打越有实力了。
1918年，原本四面受困的红军发起了大反攻，南方面军在哈尔科夫、罗斯托夫方向作战；东南方面军以右翼进攻新切尔卡斯克，以左翼进攻察里津。8月，红军占领哈尔科夫和基辅，翌年1月攻占察里津和罗斯托夫。在西线，尤登尼奇对彼得格勒的第二次进攻被打退,其残部逃入爱沙尼亚并被解除武装。由于红军攻占罗斯托夫并进抵亚速海沿岸地区，邓尼金部队被分割成两个孤立集团,一个退向高加索,另一个退向克里木和敖德萨。红军乘胜追击，于11月7日攻占敖德萨，12月27日占领新罗西斯克。邓尼金残部逃往克里木后,由p.n.弗兰格尔接替指挥。在东线，红军于1918年秋从托博尔河地区转入新的进攻，至翌年1月全歼了高尔察克好不容易重新整顿起来的军队。
1918年，红军累计消灭各路军队达到了近100万，自身付出的代价在40余万。由于新的征兵体制发动与俘虏就地转化为红军兵员，红军整体兵力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从30多万上升到50多万。在武器装备上，由于各次战役的胜利缴获，协约国系统提供给鄂木斯克政权的物资和军火，特别是中国方面的军火被布尔什维克缴获了不少。高尔察克被戏称为红军的运输大队长，根据最保守的情报估计，他的部队为红军提供了11万枝步枪，1000多挺马克沁重机枪，还包括上百门火炮。
中国国防军的常规步兵武器，除了冲锋枪、枪榴弹等少数几种因为没有提供出口外，其余全部能够在红军中找到。
对于这样的情况，总参和总后都十分担心，事态明摆着，一旦鄂木斯克政权崩溃，红军就有可能对已经控制了西伯利亚铁路东段的中国发起进攻，那时候，进攻者和防守者将是用同样的武器，中国方面的装备优势将荡然无存。
但是，秦时竹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理由明摆着，红军战斗力和指挥水平强于白军是主导因素，不管中国是否向白军提供装备，他们都无法避免被打败后损兵折将、丢失装备的后果，既然如此，何必执拗于不提供本国装备呢？
况且，这些物资都是鄂木斯克方面出面购买的，除了英、法、美三国各自象征性地向鄂木斯克政权提供了总共500万英镑的经济援助之外，其余一切物资，要么是高尔察克政权直接以黄金交付，要么以原油、矿石等中国方面需求的物资交付，从交换上说，不仅没有吃亏，反而大大占了便宜。
在经济景气的刺激下，国内的工商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军事工业因为源源不断的订单而处于持续扩张的阶段，便是民用工业，也因为鄂木斯克政权的消费而大大发展了。
如果以1914年工业指数为100的话，那么1915年是128，1916年是177，1917年是249，1918年则达到了361，仅仅4年功夫，整体工业产值便翻了近2番，实为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在具体工业产品产出上，各种关键产品更是有3倍到20倍不等的增长。当然，考虑到一定程度上的通货膨胀，按照同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增长水平会减少一些。但由于欧战爆发之后，各国货币都是经历了一番贬值，即便是贬值程度最小的美元也大于华元的贬值水平，所以，在世人眼里，华元不但币值坚挺、含金量高，而且愈来愈占据商贸流通的关键地位。
以进出口业务为例，原先一般都主张用英镑结算，如果持有汇丰银行开具的信用证，则会高看一眼，但欧战爆发之后，涉及战略物资的商品交易，中国规定必须用华元或者黄金结算，而且必须持有人民银行、中国银行或者交通银行这3大行开具的信用证。通过几年的使用，不但华元的地位大幅度提高，而且金融领域的自主权也得到了强化。
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乐见本币的升值，为了刺激出口，日本方面就愿意维系日元的相对贬值——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日本产品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不必花费太大的力气提升币值。从实际情况上看，确实达到了效果，出口中国的商品比国货虽然质量差点，但比较便宜。但日本方面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虽然价格便宜，但中国民众因为中日辽东冲突的缘故，已经本能地排斥日货，哪怕日货便宜，也不会有人去买。爱国的商人，是自发抵制日本，不销售、不批发，不太爱国的商人，也迫于形势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即便有人不惜铤而走险，随即而来的税务稽查、工商检查等等都能让其叫苦不迭。因此，日元贬值并没有促成对华出口的扩张，反而因为相对华元的大幅贬值而大大增加了需要从中国进口大宗原料的工业的成本。
农业领域的增长虽然不像工业这么引人注目，但发展也是实打实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了15%。特别是，原来移民屯垦的东北农业实现了大发展，效益一下子体现出来。良好的政策、较好的收成再加上全新开始的基础，使得关外屯垦的农民都过上了小康生活，有人做过对比，东北普通农民，只要勤劳肯干，家里又不出现重大变故的话，通过5年的发展，其生活水平相当于原先江南地区的小地主。
工农业迅猛发展的势头带动了其余产业的发展，无论是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贸流通、医药卫生、教育科技、农林水利等各行各业都有了全面、飞速的发展，连带着社会问题亦解决了不少。
原来江南普遍存在的流离失所问题，得益于持续扩大的经济规模，无业人口被大批量吸纳进入了各种行业的工厂，成为新生的工人阶层；原来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残酷剥削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一方面，由于工业利润的刺激和相对于农业的高效益，很多中小地主都将土地变卖，筹资发展工商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变卖的土地除了一小部分被其余大地主吃进以外，其余都以市场价卖给了佃户，考虑到佃户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一次性付款，央行和财政部在秦时竹的直接过问之下，设立了中国农业银行，专门进行抵押放贷，通过20-30年的分期付款方式帮助农民购买土地。只要佃户以农地作为抵押，同时按照6%的年息分期偿还，他就能购买足够一家耕作的土地。考虑到佃户原先如果租种土地需要付出40%以上劳动成果的现实，那么这类分期赎买的方式大大有利于他们。
这种分期付款的方式迅速在大江南北推行开来，既解决了土地问题，又解决了部分欲从地主转变为工商业资本家阶层的资金来源问题——帐谁都会算，投资农业，一年大约是15-20%的收益，投资工商业，收益率在40%以上，甚至能高达60-80%。
在另一方面，维持原来的固有剥削水平也相对不易。由于工业的持续扩张，除了无业居民被大批吸收之外，大量的佃农也被吸引到工人队伍的大潮中去。1914年，全国工人及其家庭总人口数不超过2000万，到1919年年初，按照规模以上的工厂数据统计就已超过5000万人，这还不包括哪些尚未完全脱离土地，在农忙时操持农活，在农闲时进厂做工的半农民、半工人。要想维持租佃农业，就势必只能降低剥削水平，实行减租，两相对比之下，封建农业退出便成为不少人选择的途径。
国民党嚷嚷了近10年的“耕者有其田”，在人民党手中，没有通过暴力和国家收购的方式便部分达到了目的，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但其积极性却是世人公认的。孙中山就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承认：“兄弟原先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思路太过于理想化，秦大总统通过发展实业，推动农业改造升级的办法才是真正切实可行的路子。”
1914年以后，特别是中日冲突以中方最后胜利告终之后，中国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处于良性发展的互动中。一方面是国际地位提高、原来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陆续废止，被侵占的权益逐次收回，对国民经济的超经济强制消失了，另一方面是得益于欧战的东风，迅速扩大的需求让工商业者在内的各行各业赚得盆满钵满。(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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